仿佛谁都在对现状不满——清末抢米风潮探秘
撰文|黄大拿
小人物，仿佛无关痛痒，却常常会左右历史的走向
每一起后来被历史学家认定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是由小人物揭幕的。
小人物，仿佛无关痛痒，却常常会左右历史的走向……
一
小人物悲剧激出了火星
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4月11日晨，长沙南门外以挑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将前一日卖水所得的80文钱交给妻子，嘱咐她去相近的“戴义顺”米店买一升米。
当黄妻到达米店时，伙计告知米价已涨到每升85文，饿了几天肚子的黄妻绝望地跳进了南门外的老龙潭。黄贵荪晚上回家，悲不自胜，抱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投水自尽。
4月12日下午，还是在“戴义顺”米店，当日米价稍有回落，一度降到七十文一升。
黄昏时，一老妪持74文前往买米，米店告知已涨至76文，待老妪回家凑足76文再来，米价又涨到了78文。双方发生争吵。
恰巧邻近的地方因天灾正演皮影戏酬神，聚集者众，争吵声吸引了不少人，大家纷纷探问究竟。
中国人有看热闹的习惯，也有打抱不平的习惯，眼前米店发生的场景，如在平常，引发旁观者一些诸如“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指责，也就罢了。但这一次不同。
宣统二年，湖南水灾不断，米价持续上涨，已让人的心理压力达到极限，惊惶中的人们都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个排遣的机会。因围观者提到了昨天黄贵荪一家的惨剧，现场的情绪开始失控，而米店这时又偏偏采取一种蛮横态度，更是火上浇油。在一个名叫刘永福的木匠的带领下，米店很快一片狼藉。
随后出场的是官方。在众怒面前，知县答应第二天上午由官府主导，售卖平价米。人群渐渐散去。一个稀松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
4月13日，知县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巡警道去见作为湖南最高长官的巡抚，请示机宜，时任巡抚的是公子哥儿出身的岑春蓂，其父岑毓英曾当过云贵总督，公子哥儿不知稼穑之艰难，听了汇报后当即批评下属不该对乱民绥靖，申斥“何不早办？”挨了一闷棍的巡警道立即雷厉风行，将首要分子刘永福逮捕。
等待平粜的饥民们没等到米价米，却传来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快要熄灭的火焰又被点燃了，如潮的人流包围了巡警局，诘问官府：“人们请求平粜，并未犯法，你们不搞平粜，为什么还抓人？”要求当场释放刘永福。
巡警道得报后匆匆赶回衙门，面对愤怒的人群，说了一句极不合时宜的话，“你们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100文不嫌贵，一升米卖到80文就算贵了？还不都快快退去！”
人可以不到茶馆喝茶，却不能不吃饭，此言的荒谬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从官员口中道出，无异于表示官方对米珠薪贵的现实不准备负起任何责任。
据说巡警道是转述岑巡抚的原话，但“现世报”却马上落在了他的头上。被这句荒谬的话激怒的人群将巡警道官帽摘帽，将其手脚缚住，倒悬于树上，饱以老拳。
巡抚派人救出了巡警道，人群转而包围了巡抚衙门。“放出刘永福！”“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的口号此起彼伏。
4月14日，惊魂初定的巡抚召集官员和著名乡绅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还没结束，围聚在巡抚衙门周围的人群，又有多名冲进了大堂，巡抚再次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人。暴力骤然升级。一个叫何文清的木匠，提着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桶煤油，一个纵步，飞身上屋，踩着屋顶浇下煤油，点上火，巡抚衙门顿时成为火海……
二
仿佛谁都在对现状不满
如同我们熟悉的群体性事件一样，长沙抢米风潮的起因非常单纯，就是百姓不堪米贵。
但当黄贵荪全家的悲剧发生后，这粒偶然的火星没能得到官方有效的应对和控制，从而给各种力量的活跃提供了良机，火星到处奔窜，火势愈演愈烈。
饥民，最初点燃火星的人，后来已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占据舞台中心的是以下一些人群：
一意颠覆清王朝正统秩序的会党分子，比如那个表演了飞身上房绝技，首先将巡抚衙门点火的何永清。他们纪律严明行动快捷，能量最大，而且不断的有从外地赶来的增援者。
也有长期以来对湖南早期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西方符号愤懑不平的人，其中有义和团的余部，有在西方工业冲击下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也有狭隘仇外的民众。
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对未来预期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在一种从众心理的驱策下，寻找渲泄的平民。不要忽视这一类人，他们目的性不强，其破坏力往往因过于随意而大增……
抢米风潮参与者的多样化，显示了清末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仿佛谁都在对现状不满。
自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以来，外忧内患频仍，清王朝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其权威开始迅速动摇，但任何一种统治都存在一种惯性的支撑力量，所以，清廷面对一场又一场风暴，似乎又总能化险为夷。
到了清末，各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而慈禧和光绪的去世，又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从这个角度认识，长沙抢米风潮只是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一次预演。
就在抢米风潮后仅一年，武昌起义几乎也是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爆发，最后却以连起义策划、领导者都预想不到的结果，埋藏了清王朝。
三
事后检讨中的官绅互怼
长沙为什么会发生米荒？米价上涨又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大风潮？
对风潮的善后，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清王朝还是表现出了高效的一面。巡抚、布政使、巡警道等地方高级官员均被革职。
但在责任的划定上，官方与民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节制湖北湖南的湖广总督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特别提到湖南两位著名学者和乡绅代表，即王先谦和叶德辉，说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又公开发电报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而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清廷据此对王、叶进行了惩处。
针对官方的指责，王先谦和叶德辉事后都有自辩，叶德辉更直陈他“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者”，而且即使出售也不能单凭他一人作主。
自辩的效果往往不佳，幸好清末已经有为外资和私资独立经营的媒体，岳麓书社出版的《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一书中收集了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这些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发生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
湖南是鱼米之乡，向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谚，而且以清末商品经济繁荣的态势，按常理分析，即使发生了灾情，也不至于让人们恐慌，因为可以从外地调粮。
可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却使人心动荡了，原来在这个节骨儿眼上，湖南加大了湘米外运的数量。
在商品经济活跃的条件下，米又不是什么稀缺品，是否往外出售本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其产生的心理暗示作用却不可轻忽，即人们很容易因为担心缺米，加紧抢购和囤积，而加紧抢购和囤积的直接后果就是米价进一步上涨。
王先谦等乡绅多次致函巡抚大人，要求禁止湘米外运，政府开仓“平粜”，而岑春蓂却提出先由乡绅办“义粜”，等于是让乡绅为地方政府买单，当然为乡绅所拒绝。
事变之初，岑春蓂等一干地方官员不察民情，以弹压为主，甚至冒出激怒民众的荒谬之语，使事件急剧升级，更是难辞其咎。
面对事后检讨中的这种官绅互怼，究竟应该信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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